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败，关键在于对物种现状与变化趋势的精准评估，而可靠的数据正是连接科研与保护行动的核心桥梁。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大国，中国近二十年来持续强化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体系建设，已构建起多个覆盖全国的监测网络。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胡军华研究员与安徽大学李春林教授等合作，系统梳理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与保护实践中已取得的显著成就，剖析了数据整合、验证与管理层面的核心瓶颈，并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对全球许多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和地区亦具参考价值。近日，相关研究成果以“Data issues hinder further success in China'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为题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Nature Reviews Biodiversity。

通过二十年深耕，中国构建起生物多样性数据“大国基座”。中国在2010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就已将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列为十大核心任务之一，开启了全国范围内各级行政区域的“基线调查”与长期监测网络布局。如今，中国已建立了多个分工互补的全国性监测平台，共同构成生物多样性数据的“大国基座”，包括中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China-BON）、中国生物多样性观测与研究网络（Sino-BON）、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ForBio）等。这些平台如同生物多样性的“数据采集器”，持续采集从物种分布到生态系统过程的多维数据，为国家物种名录动态更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修订、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提供关键科学支撑。

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为数据体系注入强大动能。红外相机、环境DNA分析、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肉眼观测+人工记录”的模式，使调查效率与数据精度实现双重飞跃；全国性监测实践与高校生态学相关专业并行推进，为生物多样性领域培育了新一代复合型人才。这些成就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能力，更为全球自然保护事业贡献了宝贵的技术与实践经验。

尽管成效显著，文章也指出了生物多样性数据体系存在的三大核心挑战，它们相互交织，构成了阻碍数据价值充分释放的“迷雾”。其一，调查方法与数据标准一致性不足，不同部门的数据难以“互通互认”，制约了“合力”的形成。其二，数据质量监督体系不完善，第三方验证机制尚缺，部分项目过度商业化侵蚀了一些研究者的职业道德，数据可靠性受冲击。其三，数据管理与应用机制不健全，跨部门、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难破，部分在线平台存在更新滞后、标准模糊等不足，形成“信息孤岛”、“数据墓地”。科学数据与政策制定之间也存在脱节，导致有时保护决策依据的并非最新、最全面的证据。

可能阻碍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进一步成效的相关数据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研究团队并未停留于诊断，而是对症下药，提出了三大优化策略破解“数据困局”，旨在推动生物多样性数据对国内保护实践的贡献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倡议提供可行的见解。一是构建“统一语言”的监测体系。建议打破部门藩篱，在国家层面统筹协调，构建跨部门协同的统一监测体系，以标准化协议和核心指标为基础，强化技术应用的规范化引导。二是筑牢数据质量的“防火墙”。必须健全数据质量保障机制，引入独立审计与专业认证制度，筑牢数据诚信防线。三是践行FAIR原则，打通数据价值链。以“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FAIR）”原则为核心，打破跨部门数据共享壁垒，畅通共享渠道，推动科研成果与保护政策精准衔接，让最新、最准的数据真正成为政策制定的“科学导航仪”。

数据共享核心原则——“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FAIR）”原则

文章还强调，数据碎片化、监管薄弱等挑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在大规模监测网络构建、技术创新融合、多主体协同参与等方面的探索，已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未来，随着各项优化措施的落地，中国有望打造生物多样性数据治理的“中国方案”，海量数据终将转化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强大力量，不仅助力本土保护成效提升，更能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智慧，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落地见效。中国完善生物多样性数据治理体系的进程，既是提升自身生态保护效能的必然要求，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参与并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实践。

上述研究以安徽大学李春林教授为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胡军华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交叉团队等项目的联合资助。（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4358-025-00122-0）